柜是钟敬之自家开的。

铁皮柜，洋行留下的，两道锁。他开了第一道，停一停，再开第二道，把簿子抱出来，搁在桌上。封皮上一行字，三十五年十一月，封发。

雷震虎站在桌那一头。手里一张条子，郑百川的字，两行，准行动队查阅去年十一月电报登记。他把条子搁在簿子边上，手没有离开。

“翻。”

钟敬之翻。一页一页，翻到十一日。

“十一月十一日，下晌四点二十，天津站来电。密本。译电，钟敬之。送阅，站长。”他念簿子上的字，一个不多，“站长批，转行动队接站。传话，雍茂春，四点四十。”

“电文。”

“电文在卷。”钟敬之把眼镜往上推了推，“陆副处长率箱四口，乘本日夜十点车赴平，明晨到。二十个字。”

雷震虎的指头在簿子上点。拍的一个。收的一个。译的一个。看的一个。传的一个。

“收报的是谁。”

“电讯室，那夜值班的。名字在这一栏。”钟敬之说，“人还在一楼。”

“他看得懂？”

“看不懂。他收的是码子。码子到我这儿，才是字。”

雷震虎把条子收回怀里。他没看钟敬之，看门口。陆行舟在门口站着，是雍茂春叫上来的，站了有一会儿了。

“副处长。”

“雷队长。”

“天津那一夜。”雷震虎说，“十点的车，几口箱，哪一节车厢。天津那头，谁晓得。”

“寇站长晓得。接站的那一个晓得，皮帽子，塘沽接的，老龙头送的。货栈门口的兵晓得，天津站的，两个换两个。”陆行舟说，“车上的人晓得。”

“车上几个。”

“四个。牧顺来，三个兵。”

“四个。”

“上车的时候三个。”陆行舟说，“少了一个。”

钟敬之的手在簿子上停住了。

“少了一个。”雷震虎把这三个字念了一遍，念得慢，“少在哪儿。”

“老龙头站台。九点半装的箱，我在货车厢门口点人头。三个。牧顺来讲，他去买烟，站外头，半个钟头前。”陆行舟说，“天津站接站的讲，他叫人找，找着了明早头班车送。车不等人。”

“送来了没有。”

“没有。”

“报告上有？”

“报告上一行。天津站回电两封，一封讲找，一封讲没找着。都在卷。”

雷震虎没有再问。他把帽子从桌上拿起来，攥在手里。帽檐上那道折还在。

“寇云舫的电报，是你到北平前头一天发的。”他说，“那个兵去买烟，是电报发了以后。”

“是。”

“电报讲十点的车。那个兵晓得十点的车，晓得四口箱，晓得箱在哪一节。”雷震虎把帽子戴上，“他没上车。”

他转过身，对钟敬之。

“拍电报。天津站，寇云舫。”

钟敬之抽出一张稿纸，铺平，笔蘸了。

“十一月十一日老龙头站失联之押运兵一名，姓名籍贯照卷，现在何处。”雷震虎一句一句往下磨，“速复。”

“署名。”

“雷震虎。”

钟敬之写了。写完把稿纸转过来，看了一遍，转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