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清晨，上海下起了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雨。雨点打在76号大楼的窗玻璃上，密集而沉重，像是有人在窗外不停地敲着钉子。院子里的梧桐树被风雨撕扯着，几根枯枝折断落在泥水里。苏州河的水位在一夜之间涨了将近半米，浑浊的河水漫过了防洪堤最低的那一级台阶。

明镜在上午九点整走进了特高课大楼。她穿了一件藏青色的呢子大衣，领口别着一枚珍珠胸针，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她身后跟着一个穿深色西装的中年男人——明家通过商会关系请的律师，姓沈，在法租界执业多年，专门处理华商与日方之间的法律纠纷。沈律师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表情沉稳而克制，但在进门前下意识地整了整领带——即使是他这样经验丰富的老律师，走进特高课的大门时也难免心跳加速。

讯问室在二楼走廊尽头，是一间没有窗户的小房间。墙上的石灰已经泛黄，天花板上吊着一盏日光灯，灯管发出嗡嗡的电流声。房间里只有一张铁桌和四把椅子。桌上放着一个搪瓷水壶和两个杯子。墙角的暖气片咝咝地冒着蒸汽，把房间烘得又闷又热。

山本坐在桌子一端，面前放着佐藤笔记的影印本、磺胺批号比对表、以及一份明家商行的银行账户冻结通知书。他今天没有穿军装，换了一身深灰色的便服，但腰板挺得和穿军装时一样笔直。田村坐在他旁边，面前摊着记录本。

明镜在对面坐下来。她把大衣脱下搭在椅背上，动作从容而不失礼节，像是坐在自己商行的会客室里接待客户。沈律师坐在她旁边，把公文包放在脚边，双手交叉放在桌上。

“明镜女士，今天的讯问是特高课依法进行的调查程序。你有义务如实回答所有问题。你的律师可以在场见证，但不得代为回答。”山本用中文说了一遍，又用日语让田村记录在案。

“明白。”明镜的声音平静而清晰。

山本翻开面前的档案。“明家商行在过去一年中通过军需供货合同向驻军医务室供应了大量磺胺类药品。但我们核对商行的库存申报表后发现，商行申报的磺胺库存量和实际出货量之间存在巨大差额——涉及磺胺类药品约六百箱。这些药品的去向，你能解释吗？”

“差额的部分是商行的物资储备。”明镜回答，“由于战时物价波动剧烈，商行自去年起逐步加大了重要药品的储备量。一部分储备存放在上海本地的仓库，另一部分分散存放在苏州、杭州、南京等地的外地仓库。库存申报表反映的是上海本地库存，外地库存不在申报范围之内。这是商行在财务管理上的不足，我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

“外地仓库的地址你上次已经提供给情报处了。苏州的仓库我们核实过——三个月前已经清空。杭州和南京的还在核实中。”山本的语气很平淡，像是在陈述一个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但有一个问题我不太理解——如果这些磺胺真的是合法的商业储备，为什么要用‘浙白术’的名义在凌晨两点运送两千斤货物离开闸北？”

“关于这件事，”沈律师开口了，声音不急不缓，“我需要指出——出货单据上写的确实是浙白术，但明镜女士作为商行董事长不参与具体的出货安排。出货的经手人是采购员周世平。他在事后失踪，商行已经向76号情报处报备。如果山本课长认为周世平的行为涉嫌违法，明家商行愿意配合调查，但商行本身不应该为员工的个人行为承担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