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曼春带队出发的时间是凌晨四点半。天还没亮，灰楼院子里两辆黑色轿车和一辆带篷卡车的引擎已经发动了，排气管在冷空气中喷出一团团白雾。车头灯的光柱刺破夜色，照得院子里湿漉漉的石板地泛着冷光。许鹤鸣把最后一批装备——手铐、文件袋、照相机和两支备用枪支——清点完毕后装进了卡车的后厢，然后在清单上签了字。

汪曼春从灰楼里走出来时，穿的不是平时那件藏青色旗袍，而是一套深灰色的中山装。头发依旧绾在脑后，但比平时扎得更紧，额前没有一丝碎发。她的脸上没有表情，眼睛在车灯的映照下显得格外亮，瞳孔像两颗被冷水浸过的黑石子。她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里面装着山本签发的逮捕令、周济民的完整档案、以及这几周来收集的所有证据材料的副本——调拨单、电文、笔记本、口供摘要、笔迹鉴定报告。每一份文件都用回形针别得整整齐齐，按使用顺序排好了。

许鹤鸣替她拉开了第二辆轿车的后车门。汪曼春在上车前扫了一眼院子里的队伍——两辆轿车里各坐了三个人，卡车后厢里有六名宪兵队派来的武装士兵。这些士兵是山本从宪兵队调来的，全部穿便衣，但腰间都别着南部十四式手枪，卡车座位下面还藏了两支百式冲锋枪。带队的是宪兵队的一个叫山崎的军曹，三十出头，留着一道从太阳穴到下颚的刀疤，说话时总是习惯性地摸着那道疤痕。山本派他来之前对汪曼春说了一句：“山崎是个服从命令的人，不会问你为什么，只管你怎么做。”

汪曼春上了车，关上车门。许鹤鸣坐到前排副驾驶位，回头看了她一眼。汪曼春点了点头，许鹤鸣对司机说了声“走”。三辆车依次驶出灰楼的铁门，沿着苏州河北岸的马路朝西开去，过了桥后拐上通往南京的沪宁公路。

从上海到南京的公路在这个时节并不好走。三月的雨水把路面泡得松软，多处路段有积水，车轮胎碾过泥坑时溅起的泥浆打在底盘上哗哗作响。路两边是大片大片空旷的农田，偶尔掠过几个灰扑扑的村庄，村庄里几乎看不到人影——壮劳力不是被抓去修工事就是躲到乡下去了，剩下几个老人蹲在门槛上，用空洞的眼神目送着这三辆挂着上海牌照的车驶过。

汪曼春坐在后座上，公文包平放在膝盖上。她没有看窗外的风景，也没有闭目养神，而是把公文包打开，从里面抽出宋学仁写的那封关于“周主任所嘱之事”的信件，借着车内昏黄的阅读灯又看了一遍。这封信她已经看了不下二十遍，每一个字都能背出来，但她还是在一字一句地重新审阅。她不是在找新的线索，她是在做最后一次确认——确认自己手里的每一份证据都没有漏洞，确认周济民的每一个犯罪节点都能和证据链上的某个环节精确对应。

许鹤鸣从前排递过来一个牛皮纸信封。“汪处长，这是山本课长今天凌晨三点送来的最后一份补充材料——东京本部对周济民案的政治风险评估。山本课长说让您在到达南京之前看完，到了南京之后这份评估要销毁。”

汪曼春接过信封拆开。里面是一份用日文打印的文件，共三页。她逐页阅读，表情越来越凝重。评估的核心内容是：周济民不仅是汪伪政府物资调配委员会主任，还是南京政府经济委员会的核心成员，与日本驻华派遣军总司令部后勤部有长期合作关系。逮捕周济民可能引发南京方面的强烈反应，甚至可能影响汪精卫与日方之间的信任关系。这份评估建议山本在执行逮捕时务必确保每一步都程序合法，避免给南京方面留下任何可以反击的政治把柄。

汪曼春看完后把文件折好放回信封里，从衣袋里掏出一盒火柴，划燃一根，把信封连同文件一起烧了。火苗在车窗紧闭的车厢里跳动了几下，她把燃烧的纸片扔进脚边的一个铁皮小桶里，等纸烧成灰烬后才抬头对许鹤鸣说：“政治风险是山本的事，逮捕是证据的事。我的职责是用证据逮捕周济民，山本的职责是用政治手段平息后续反应。各管各的。”

许鹤鸣点了点头，转过身去继续看路。车速在离开上海地界后提了起来，路边的里程碑一个接一个地闪过。天色渐渐由漆黑转为深灰，然后从深灰中透出第一缕淡蓝的晨光。六点半左右，车队在昆山附近的一个检查站被拦下。守卡的日军宪兵查验了证件和通行令后放行，又花了两分钟在登记簿上记录车号和通过时间。汪曼春在这两分钟里一直盯着那个登记簿看——她注意到登记簿上的最新几条记录中，有一条记录的通过时间在大概半小时前，车型是黑色轿车，车号是南京牌照。她把这个发现记在了心里。

车子重新开动后，汪曼春对许鹤鸣说：“半小时前有一辆南京牌照的车过了这个关卡，往南京方向去了。宋学仁昨天就是被一辆南京牌照的车接走的。周济民可能已经知道我们要来了。”

小主，

“如果他提前得到消息，会不会跑？”

“不会。周济民不是范金宝。他的权力全部建立在南京的政治网络上，离开了南京他什么都不是。他不是会逃跑的人——他是会销毁证据、打电话找人施压、想办法把逮捕令撤回的人。”汪曼春顿了顿，看了一眼窗外越来越亮的天色，又补了一句，“所以我们到了南京之后的第一件事不是去抓周济民，而是去查封他的办公室。不能给他销毁文件的时间。”

上午八点四十分，车队抵达南京。南京的街道比上海更宽阔，路边种满了梧桐树，但此时树枝还是光秃秃的，在灰蒙蒙的天空下划出杂乱交错的黑色线条。汪伪政府的各个部委大楼分布在中山路两侧，灰扑扑的水泥建筑顶着青瓦屋顶，门口的卫兵穿着不合身的制服，看到挂着上海牌照的车经过时纷纷投来好奇的目光。

汪曼春的车队没有直接驶向物资调配委员会的办公大楼。她在入城前已经通过车载无线电和山本做了最后一次通话，山本告诉她，宪兵队南京分队已经派了两个人提前到达物资调配委员会大楼，在门口等候接应。车队在离大楼还有两条街的一个路口停下，汪曼春让许鹤鸣带着卡车上的六名宪兵先步行绕到大楼后门，守住后门和停车场出口。她自己带着山崎和另外两名便衣宪兵从正门进入。

物资调配委员会的大楼是一栋四层的灰色建筑，正门上方挂着汪伪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和一面日本旗。门口的卫兵看到一群穿便衣的人快步走近，本能地举起了枪，但山崎已经先一步掏出了特高课的证件，用日语简短地说了一句：“特高课执行公务，任何人不得阻拦。”卫兵看了一眼证件上的菊花纹章，立刻把枪放了下来，退到一边。

汪曼春推开玻璃门走进大厅。大厅里的职员正在上班，三三两两端着茶杯在走廊里走动。看到她带着人快步穿过大厅直奔楼梯，职员们的脚步都停了下来，有的端着茶杯忘了放下，有的从办公室门后探出头来张望。没有人出声，没有人阻拦。汪曼春一行人上了四楼，四楼走廊尽头就是周济民的办公室。办公室门口站着一个秘书模样的年轻女人，看到他们走过来，脸色一下子白了。

“周主任在吗？”汪曼春问道。

“在……在里面。”女秘书的声音在发抖。

汪曼春推开门。周济民正坐在宽大的红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一堆文件。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长袍，外套一件黑缎马褂，头发梳得油光水滑，脸上的表情在看到汪曼春的一瞬间从惊讶变成了冷硬。他的右手放在桌上，手指间夹着一支正在燃烧的雪茄。左手放在桌下，看不清楚在干什么。

汪曼春走到桌前，从公文包里拿出逮捕令，展开放在周济民面前。“周济民，我代表上海特高课特别调查组，根据东京本部授权，对你执行逮捕。你涉嫌组织并参与系统性盗用军需物资、伪造调拨单据、利用职务之便为军统情报活动提供便利。请你配合调查。”

周济民低头看了一眼逮捕令，没有站起来。他把雪茄放在烟灰缸边缘，然后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放在小腹前，用一种近乎傲慢的平静语气说：“汪处长，你们上海特高课在南京没有执法权。要逮捕我，必须经过南京内政部的批准。”

“逮捕令上有东京本部的授权。”汪曼春指着逮捕令最后一行上的那枚红色印章，“东京的授权高于南京内政部的审批程序。周主任，这是最后一次提醒——请你配合调查。”

周济民的眼睛在那枚红色印章上停了两秒。然后他忽然笑了一下，这个笑容和他的眼睛完全不在一条线上——嘴在笑，眼睛里却没有任何笑意，只有一种深沉的、正在迅速盘算着什么的警觉。他慢慢地把左手从桌子底下拿上来，放在桌上，十指交叉。然后站了起来，整了整马褂的下摆，从衣帽架上取下一件黑色呢大衣披在身上。

“我可以跟你们走。但我要求在我的律师到场之后再回答任何问题。”周济民把大衣扣子一颗一颗地扣好，动作不紧不慢，像是在准备去赴一个不想去但又不得不去的宴会。

汪曼春没有回答这个要求。她对山崎做了个手势，山崎走上前，从腰间取出一副手铐。周济民看到手铐时，脸上的肌肉终于抽搐了一下——那是他在整个过程中唯一一次露出接近愤怒的表情。但他还是没有反抗，他把双手伸了出来，让山崎把铐子铐在了手腕上。铐子咔嚓一声锁紧时，女秘书在门口发出了一声短促的惊叫，然后捂住了嘴。

汪曼春对山崎说：“带他下楼。直接上车。”然后她转向许鹤鸣——许鹤鸣已经在后门布置完毕，此时刚好从走廊那头赶过来。汪曼春对他说：“你留在这里，带人把周济民的办公室彻底搜查。所有文件——桌上、抽屉、保险柜、档案夹——全部带走。特别注意他办公桌左手边第一个抽屉，他刚才一直把左手放在桌子底下，可能在销毁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