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震虎到重庆的第九天，把三条鱼食，分别撒进了三口井里。

他没声张。督察室新腾出来的那间屋，门一关，桌上摊着三份卷宗，封皮一模一样，里头的瓤子，一份一个样。

在上海那几年，他也钓过鱼。那会儿他性子急，钓钩甩出去，恨不得当场就有鱼咬。结果鱼没上来，倒把水搅浑了，惊了一整塘。这些年在外头栽的跟头、坐的冷板凳，把他那点急，一寸一寸磨掉了。

他这回学乖了。

三条诱饵，条条都掺着真。全是假的，聪明人一眼就看破；掺上七分真、三分假，才勾人。那三分假，是他埋的记号——每一条的假法都不一样，都只有一个人手上那份，是那么个假法。

哪条假货漏到了对面，对面照着办、或是对面的反应露了那三分假的马脚，他回头一对——这条鱼食是从哪口井里撒的，井里那个人，就是内鬼。

三条诱饵，走的还是三条不相干的道。一条塞在译电科过手的密件里，一条走督察室例行的口头传达，一条搁在军需请领的批条背面。三条道，谁也搭不着谁。这么一来，就算三个人凑到一处对口供，也对不出个所以然——他们各自吃进去的，压根不是一样东西。

三口井，三个人。都是履历上挑不出错、可他雷震虎看着别扭的。头一个，就是那条沪上来的咸鱼。

雷震虎捏着陆行舟那份卷宗，冷笑了一声。

“履历干净。”他把“干净”两个字嚼得很慢，“干净得跟水洗过一样。人哪有不沾灰的，沾了灰还能擦得这么净，那擦的人，就有问题。”

他手底下那个陪着的，小心翼翼递话：“督察，这位……上头挂过号的功臣。”

“功臣。”雷震虎把卷宗往桌上一撂，“军令状我跟他立过。上海滩上，这条鱼从我手里滑过去多少回，回回都说是巧。天底下哪有那么多巧。”

他站起来，踱到窗前。山城的雾，糊在玻璃上，白蒙蒙一片。

他从前不懂这个理。从前他信自己的眼睛、信自己那双手——看谁不对，就扑上去，撕开来看。撕错了，人得罪光了，鱼还跑了。如今他懂了：会藏的人，你越盯，他越稳；你得让他自己以为没人盯，他才肯露那半个爪子。

“这回不急。”他说，“我不逼他，我喂他。喂他一口咽不下、又吐不出的。他要真是条咸鱼，这口食吃下去，屁事没有。他要不是——”

雷震虎没往下说。他伸出三根指头，一根一根收进掌心，攥成了个拳头。

“三条线，我都盯死了。谁把食送出去，谁就露馅。跑不了。”

这一手，比他在上海时，精细了不知多少。

那口食，第三天上了陆行舟的桌。

来得极自然。方鉴清抱着一摞待归档的密件进来，说督察室新立了规程，这批“阅后即档”的东西，得译电科先核一遍编号。陆行舟接过来，一份一份地过。

过到中间那份，他手上的动作，慢了半拍。

那是一份通报的抄件：查实城内一处电台，代号、落点、下一回收发的时辰，写得清清楚楚，行动队定在三日后去端。字里行间，还牵出这处电台跟一条“地下线”的勾连——那条线上，有个该被“处理”的名字。

搁旁人眼里，这是桩寻常差事。搁陆行舟眼里，这是一块烧红的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