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耀先写完调查方案的最后一个字，放下钢笔，将报告纸整齐地码在桌面上。他检查了一遍措辞——四页纸，十一个段落，每一项措施都附有具体的执行时间和责任人。按照官场规矩，这种调查报告需要先送李士群过目，再由李士群决定是否抄送特高课。但山本今天早上说的是“调查方案我今天就要看到”，等于绕过了李士群直接向郑耀先索要。这是一种越级行为，在山本的位置上做这种事是有意为之——他要测试郑耀先是按程序先报李士群，还是按他的要求直接送特高课。

郑耀先在这个问题上没有犹豫太久。他把报告装进一个档案袋里，在档案袋封面上写了“呈山本课长亲启”几个字，然后拿起内部电话拨了森田检查处的号码。

“森田太君，山本课长要的安保漏洞调查方案已经写好了。方便的话请派个人来取，或者我让人送过去。”

“我亲自来取。”森田说完挂了电话。

不到三分钟，森田出现在郑耀先办公室门口。他接过档案袋，没有当场打开看，而是直接夹在腋下。临走前他说了一句“山本课长让我转达——郑副主任的效率令人满意”，然后转身走了。

效率令人满意。这句话从山本嘴里出来，既是一种认可，也是一种警示——你做得好我看得见，你做得不好我也看得见。郑耀先对着关上的门沉默了几秒，然后坐下来拨通了李士群办公室的电话。他没有提报告内容的事，只说自己今天上午完成了外围安保漏洞的初步评估，报告已经按山本的要求送了一份过去，原件留档，等李主任方便时他当面汇报。李士群在电话那头说了句“知道了”，语气平淡，但郑耀先从这三个字里听出了一丝不悦——不是因为报告本身，而是因为山本越过李士群直接向郑耀先索要报告，这种做法踩了李士群的职权边界。而郑耀先选择直接配合山本，虽说是无奈之举，但在李士群眼里未必不是一种“墙头草”的表现。

郑耀先决定下午找个时间当面向李士群解释这件事。在李士群和山本之间，他必须始终站在李士群这边——至少表面上必须如此。山本是日本特高课课长，有权施压，但李士群是他的顶头上司，掌握着他在这栋楼里的生存命脉。两边都不能得罪，但两边的关系要有轻重。山本可以给他穿小鞋，李士群可以让他直接滚蛋。轻重之分，不言自明。

十一点，明诚出现在了76号大楼里。他穿着那身深蓝色中山装，手里拿着一份公函，步伐从容地上了二楼。他没有去郑耀先的办公室，而是直接往行动处方向走去。郑耀先从门缝里看到了明诚的背影，判断他是来送经济司那份公函的。明楼昨晚说过，今天会让秘书处拟一份公函要求76号安保口对外围区域进行重新评估，重点就是防波堤延伸段的夜间监管问题。这份公函要同时抄送特高课。

明诚在行动处办公室待了大约一刻钟。一刻钟后，梁仲春的声音从走廊那头传了过来——不是那种平时油滑圆润的语调，而是拔高了半度的、带着怒意的质问。

“这是什么意思？防波堤延伸段的监管什么时候归经济司管了？那地方是行动处的管辖范围，你经济司发公函来指手画脚，算哪门子规矩？”

明诚的回应声音不高，隔着走廊听不太清具体措辞，但语调平稳、客气、毫不退让。郑耀先听到明诚提到了“租约条款”和“经济司对防波堤设施的所有权”这几个词。梁仲春又嚷嚷了几句，大意是“你们经济司别拿着鸡毛当令箭”。明诚没有再接话，大概是欠了欠身便离开了。脚步声往走廊这边过来，经过郑耀先门口时停了片刻，然后继续往楼梯方向走。

片刻之后，梁仲春的办公室门砰地一声关上了，声音大到整条走廊都听得清清楚楚。

郑耀先没有出去看。他坐在办公桌前继续批阅文件，好像外面的动静和他无关。明诚经过他门口时停的那片刻，意思不言自明——经济司的公函已经送到，接下来就看郑耀先怎么配合了。按照昨晚他和明楼的约定，郑耀先会在安保评估报告中如实反映防波堤延伸段的问题，和经济司的公函形成呼应。现在公函已到，接下来就等郑耀先出手。

但郑耀先不打算马上出手。今天上午刚按山本的要求提交了调查方案，如果紧接着就拿防波堤延伸段开刀，针对性太强，容易让人觉得他和明楼事先通过气。他需要让这件事在程序上有一个缓冲期——经济司的公函到了，76号收到公函后按流程需要有一个签收、转办、批阅的过程。这个过程正常情况下要两到三天。他会在李士群批阅公函之后才正式启动安保评估，这样时间线的合理性就有了保证。不要让人觉得是一前一后配合精准，而要让人觉得是正常的跨部门业务对接。

梁仲春怒气冲冲地关门之后，走廊里安静了大约半个小时。十一点半，李士群办公室的门开了。汪曼春从里面走出来，脸上没有表情，高跟鞋的步频比进去时慢了很多，像是汇报完一件大事之后陷入思考的状态。她经过郑耀先门口时没有停，直接回了自己的办公室。过了几分钟，她又出来了——这次拿着一个文件袋，往楼梯口走去。路过郑耀先门口时她停了一步，犹豫了不到一秒，然后继续走了。

小主，

这个细节被郑耀先捕捉到了。汪曼春在门口犹豫的那不到一秒，说明她有一件事想和他说，但最终选择了不说。什么事？如果和她给李士群汇报的“闸北仓库”有关，她为什么不告诉他？情报处和安保口之间没有直接隶属关系，但按照76号的工作惯例，如果情报处的行动涉及到运输线外围区域，需要提前知会安保口以免发生误判。汪曼春选择不说，要么是因为李士群下了封口令，要么是因为她不想让郑耀先提前知道她的行动细节。

不管是哪种情况，都说明闸北仓库的事情不同寻常。

郑耀先拿起电话，拨了行动处的号码。接电话的是童虎。

“童组长，梁处长在吗？”

“在在在，郑副主任您稍等。”童虎把电话放下，喊了一声“姐夫，郑副主任电话”。过了几秒，梁仲春接起了电话，声音里还带着刚才被明诚气到的余怒未消。

“郑副主任，有什么指示？”

“不是什么指示。梁处长，今天下午码头的冬季防潮工程有个现场碰头会，需要行动处派个人参加。你们这边方便派谁？”

“防潮工程？让童虎去吧。反正他在办公室里闲着也是闲着。”梁仲春的语气略微缓和了一点，但言语间还是带着不耐烦。

“那就童组长。下午两点，公共码头调度室。”郑耀先说完了正事，换了一个更随意的语气，“对了梁处长，刚才我在走廊里听到你那边动静不小。经济司送什么来了？”

“呵，你也听到了？”梁仲春冷哼一声，“明楼那个人模狗样的东西，让秘书处发了份公函过来，说要重新评估防波堤延伸段的夜间监管问题。说什么防波堤是经济司出资修的，租约上写了夜间货运要提前报备。他妈的这不是变着法子往行动处头上扣屎盆子吗？防波堤的事什么时候他经济司管得着了？我的人在堤上站岗放哨风吹日晒的，他坐在办公室里写几个字就要来查我？”

“公函上具体怎么说的？”

“就说经济司接到群众反映，防波堤延伸段近期有非登记夜间货运活动，要求76号安保口对该区域进行安全评估。还抄送了特高课。抄送特高课！”梁仲春说到这里声音又拔高了半度，“这不是明摆着要把事情闹大吗？”

郑耀先听完，用安抚的口吻说道:“梁处长不必动气。经济司发公函是他们的权利，安保口做评估是我的职责。到时候评估报告怎么写，我有分寸。”

这句话的关键在“分寸”两个字。梁仲春是个聪明人，他听到这两个字就明白了郑耀先的暗示——评估报告不会把他往死里整。梁仲春的语气立刻缓和了不少。

“郑副主任仗义。改天请你喝酒。”

“公事公办，不必客气。”郑耀先挂了电话。

把童虎支去参加防潮工程碰头会，是他临时起意的一步闲棋。防潮工程碰头会是真的，李士群上周就安排下来了。童虎下午去开会，行动处办公室里就只剩梁仲春一个人。如果梁仲春下午有什么动作——比如因为经济司公函的压力而临时调整防波堤延伸段的哨位配置——郑耀先就能在第一时间掌握。童虎虽然是梁仲春的小舅子，但脑子不太灵光，在碰头会上坐两个小时，对他来说就是放两个小时的假。梁仲春不会有什么怀疑。

午饭时间，郑耀先去了食堂。食堂里人不多，梁仲春不在——他平时很少在食堂吃饭。汪曼春也不在——她拿着文件袋出去了，不知道是外出执行任务还是去别的地方。郑耀先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吃了一份红烧肉和一碗米饭，然后回到办公室继续处理公务。

下午一点半，童虎带着两个行动处的组员去公共码头参加防潮工程碰头会。郑耀先从窗户里看到童虎上了一辆吉普车，往码头方向开去。他回到办公桌前，拿出经济司那份物资调配计划草案继续审阅。草案里明楼标注的那些优先等级调整他已经逐项看过了，除了精密机床配件那一条上调到紧急军用之外，其他调整都在合理范围之内。

两点十分，内部电话响了。是李士群打来的。

“耀先，来我办公室一趟。”

郑耀先放下手里的文件，整了整衣领，走出办公室。走廊里光线昏暗，头顶的日光灯管有一根在闪烁，发出细微的嗡嗡声。李士群的办公室在走廊尽头，门是厚重的橡木门，门框上钉着一块铜牌，上面刻着“主任办公室”四个字。

他敲了两下门，听到里面说“进”，便推门走了进去。

李士群的办公室比郑耀先那间大了将近一倍，墙上挂着一张大幅的上海市区地图和一幅汪精卫的肖像照。李士群坐在一张宽大的红木办公桌后面，面前摊着几份文件，其中一份正是郑耀先上午送来的安保漏洞调查方案的副本。李士群没有让郑耀先坐，也没有寒暄，直接拿起那份方案，翻到最后一页，用手指点着上面的第四项措施——“启动对行动处人员调配情况的内部核查”。

小主，

“这一条，你写之前和梁仲春商量过吗？”李士群问。

“没有。”郑耀先站在办公桌前，站姿端正，语气坦率。“梁处长在安全评估初稿里写的外围哨位缩减理由是‘行动处人力调配紧张’，我对这个理由存疑，但没有直接证据证明理由不实。所以在方案里用了‘内部核查’这个词——核查本身不预设结论，如果调配确实合理，核查结果就是给梁处长一个清白。如果调配存在问题，那就及时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