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诚从经济司出来的时候，天色已经变了。汉口路上空的云层压得很低，灰黄色的云块像是被什么力量从半空中硬生生拽下来一层，贴着头顶缓缓移动。街上的行人加快了脚步，路边摆摊的小贩开始手忙脚乱地收拢货物，一场大雨憋了一整夜，终于有了要落下来的架势。

他开那辆黑色别克沿汉口路往西，过西藏路的时候拐了个弯，从一条不太显眼的岔路口插进闸北方向。闸北中转站的位置在虬江路和宝山路交叉口附近，是一处用红砖围墙围起来的方形大院，院里并排停着三四辆蒙着绿色帆布的货运卡车，靠墙堆着一些打了木条箱的机器零件。大门口没有挂牌子，只在门柱上用白漆刷了一个模糊的编号。这里名义上归经济司物资调配科管辖，实际上日常管理权落在田贵一个人手里。调配科的人平时都在汉口路办公，中转站这边除了送货和提货的时候有人来，大部分时间只有田贵和他手下的两个搬运工。

明诚把车停在中转站对面的马路边上，没有熄火。他从车窗里朝大院里看了一眼——田贵正蹲在院子当中一辆卡车旁边，手里拿着一张货单，身边堆着刚从车上卸下来的几只麻袋。麻袋里装的大概是粮食，有一只破了口子，黄灿灿的玉米粒洒了一小片在地上。田贵抬起手背擦了一下额头的汗，朝站在卡车后面的一个搬运工喊了一句什么，那个搬运工懒洋洋地走到破麻袋旁边蹲下来，开始把洒在地上的玉米往麻袋里拢。

明诚把车熄了火，推开车门下了车。他没有马上进院子，而是站在门口先观察了几秒钟。中转站的大院里除了田贵和两个搬运工之外没有别的人，卡车是从常熟方向开过来的，车身上还沾着没干透的泥点子，看泥点的颜色和干湿程度，应该是今天早上才到。常熟到上海的公路有一段在修，所有车辆必须绕道昆山方向，比原来多走将近两个小时的路程。如果这辆车是今天早上到的，那它昨晚大概是在昆山附近过的夜。

“田师傅。”明诚迈进院子朝田贵走过去，脚步不快不慢，脸上的表情是那种上级机关派人下来例行巡查时的标准神态。

田贵听到有人叫他，抬起头来，认出是明诚之后眼睛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变化。那个变化非常快，快到如果明诚不是专门在观察他的反应，根本不可能捕捉到。但明诚捕捉到了。田贵眼里那一瞬间闪过的不是被人突然造访时的意外，而是一种早有心理准备终于还是来了的警觉。

“哟，阿诚先生。”田贵从地上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尘土，把手里的货单对折了一下放在卡车踏板上，脸上堆出一个殷勤的笑容，“您怎么亲自跑过来了？有什么事打个电话过来就行，不用劳动您跑一趟。”

“明先生让我过来看看最近一批太仓线的入库情况。”明诚站在院子当中，目光漫不经心地扫了一圈周围的环境。两个搬运工已经把那袋破了的玉米重新扎好了口子，抬到墙边码好，然后识趣地退到了院子另一头抽旱烟去了。院子里安静下来，只剩下远处马路上偶尔经过的黄包车轮子碾过石板的声音。

田贵笑着搓了搓手，那只手粗粝得像老树皮，指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色油泥。“太仓线的货啊，最近一批是上周到的，棉纱和粮食，入库清单都在办公室里搁着。您要不要进去坐坐喝杯茶，我给您找出来？”

“不急。”明诚的语气很随意，像是在聊一件无关紧要的闲事。他走到田贵刚才蹲着的那辆卡车旁边，伸手拍了拍帆布车篷上沾着的泥点，然后转过身来看着田贵，“田师傅，我来之前去了一趟虹口仓库。刘主任跟我说了一件事——太仓线有一批西药原料，清单上写的是十二箱，但实际入库只有四箱，少了八箱。钱守义已经交代了，说那八箱货根本没进虹口仓库，是从你这里直接被两个人拿着周文彬签字的调拨单提走的。”

田贵的笑容僵在了脸上。

这个笑不是一下子消失的，而是像一面慢慢裂开的镜子，从嘴角到眼角一点一点地碎掉。他的两只手还保持着搓动的姿势，但动作已经停了。他的嘴唇微微张开又合上，喉结上下滚了一下。整个过程大概只有两三秒钟，但明诚把每一个细节都看得清清楚楚。

“阿诚先生，”田贵的声音比刚才低了一截，脸上的笑容已经被某种更加谨慎的神情取代了，“这件事……我能不能问一句，钱守义他现在人在哪里？”

“在刘主任那里。”明诚说，目光没有从田贵脸上移开过。

田贵沉默了一会儿。他低下头看了看自己那双油腻腻的手，又抬起头看了看院子外面那些来来往往的行人，然后用一种像是在和某个看不见的人做最后权衡的语气说：“阿诚先生，进屋说吧。”

中转站的办公室在院子最里面，是一间用砖头草草搭起来的小平房。屋顶铺着瓦楞铁皮，墙上开了一扇很小的窗户，窗户玻璃上糊了一层发黄的旧报纸。屋里有一股发霉的潮味和劣质烟丝的焦苦味混在一起的难闻气味。一张歪了一条腿的老式办公桌靠在墙角，桌上堆着一摞摞发黄的货单和登记簿，最上面压着一个搪瓷烟灰缸，里面塞满了烟头。桌边放着两把折叠椅，其中一把椅子的坐面上破了一个洞，露出里面发黄的棉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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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贵让明诚坐那把好一点的椅子，自己在破椅子上坐下来。他从桌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根皱巴巴的香烟叼在嘴上，划了火柴点着了，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慢慢地把烟吐出来。烟雾在他面前弥漫开，在昏暗的光线里像一层薄薄的纱。

“阿诚先生，我跟您说实话。”田贵开口的时候眼睛没有看明诚，而是看着桌上那个搪瓷烟灰缸里还在冒烟的烟头，“那八箱货确实是从中转站被提走的。时间是在上个月十二号晚上，大概九点多钟。那天下午太仓线的货到了之后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头——清单上写的是十二箱西药原料，但实际从车上卸下来的只有四箱。我当时就给周文彬打了电话，问他怎么少了一截。周文彬在电话里跟我说，另外八箱是特供物资，走的是特殊调配流程，档案上分开走的，让我不要管。他说提货的人晚上会来，手里会有他签字的调拨单，让我照单放货就行。”

他弹了一下烟灰，抬起头看了明诚一眼。那一眼里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意味——像是在看明诚的反应，又像是在确认自己还有没有回头路可走。

“晚上来的那两个人，一个戴眼镜，四十来岁，穿一件藏青色的中山装，说话是上海本地口音。另一个年轻一点，三十出头，瘦高个，穿的是便装，说话口音我听不出来是哪里的，反正不是本地人。他们开一辆黑色福特车，没有车牌。调拨单上的签字我看过了，确实是周文彬的笔迹——我跟周文彬打交道十几年，他的字我闭着眼睛都认得出。所以我就放货了。”

明诚听完之后没有马上开口。他把田贵的话和之前刘主任从钱守义嘴里掏出来的信息放在一起比对了一下，两边的描述完全吻合。这说明钱守义和田贵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串供——他们看到的是同一辆黑色福特车、同样没有车牌、同样两个中年人和瘦高个的组合、同样拿着周文彬签字的调拨单。但这恰恰是最说不通的地方。

如果周文彬真的想私下转移一批西药原料，他为什么要用这么高调的方式？没有车牌的黑色福特车在任何路段被日军巡逻队拦下来都是第一个被盘查的对象，提货的人穿着中山装在码头仓库这种地方招摇过市，简直像是在故意给目击者留印象。而最不合理的是——那八箱西药原料从太仓出发的时候就已经不在车上了。货在到达中转站之前就被调包了。如果有人在源头调包，那他们在中转站演的这出戏就完全多余——直接把这八箱药从源头拉走就行了，何必多此一举跑到田贵面前再走一遍手续？

“田师傅，你说清单上写的是十二箱，实际卸下来的只有四箱。装箱单和封条是谁负责的？”明诚问。

“装箱单是太仓集散站的老范那边出的，封条也是集散站那边贴的。车到中转站的时候封条完好无损，是我亲自检查的。”田贵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肯定，还用手指在桌面上画了一道封条的位置，像是在强调他没有漏过这个环节。

封条完好无损，但货少了八箱。这说明两种可能——要么货在太仓集散站装箱的时候就已经少了，装箱单写的数量和实际装车的数量本来就不一样；要么封条是被人重新贴过的，只是做得天衣无缝，连田贵这种老码头都没看出来。

“老范那边的装箱单你这里有没有存底？”明诚问。

田贵站起来走到办公桌旁边，拉开抽屉在里面翻了一会儿，找出一沓用铁夹子夹着的送货单存底。他用手指蘸了一下舌头，一张一张地翻过去，翻到那张太仓线西药原料的装箱单时停了下来，把单子抽出来递给明诚。

明诚接过单子仔细看了看。单子上写的是十二箱西药原料，品名、数量、批号、装箱日期都写得清清楚楚，右下角盖着太仓集散站的蓝色印章和负责人签字。签字是老范的名字，这一点没有问题。但明诚注意到装箱单上的批号和虹口仓库入库记录上的批号对应不上——装箱单上的磺胺粉剂批号是SH-12-08，而虹口仓库入库记录上那四箱实际入库的磺胺粉剂批号是SH-12-11。同一个批次号差了三个编号，这意味着装箱单上写的那批货和实际运到上海的那批货，在制造批号上就根本不是同一批。

“田师傅，当天送货的司机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