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机姓丁，叫丁阿四，常熟人，专门跑太仓到上海的货运线。他开了三四年的车，和我们都混熟了。那天就是他开的车。”田贵说到这里忽然想起了什么，把烟头往烟灰缸里用力按灭了，身体往前倾了倾，“您这么一问，我想起一件事。那天丁阿四卸完货之后没有像平时一样在院子里喝杯水歇歇脚，他急急忙忙地就走了，走的时候连常熟那边让他带给上海这边的信都没有拿。当时我觉得有点奇怪，但也没多想——跑长途的人有时候赶时间也正常。后来我才知道他那天晚上没有在上海过夜，连夜赶回了常熟。往常他都会在闸北的小旅馆里住一晚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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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诚把这个信息在脑子里记了下来。丁阿四的行为放在平常情况下确实不算什么大事，但如果把这颗珠子串到那八箱西药原料整条线上来看，它的位置就非常关键了。丁阿四是唯一一个从头到尾都在货车上的人——他在太仓集散站装车，在闸北中转站卸货，全程都跟着那车货。如果货在途中被调包，丁阿四不可能不知情。而他在卸货之后的异常行为，说明他至少知道这趟货不干净，急着离开现场是怕被人问话。

“丁阿四下次跑上海是什么时候？”

“按照排班应该是后天。”田贵说，“他每隔五天跑一趟上海，后天正好是第五天。到时候他还会开一辆常熟牌照的卡车过来，送货单上的品名是棉布和桐油。”

明诚站起来，把那张装箱单对折好放进口袋里。他走到窗口透过那张糊了旧报纸的玻璃朝外面看了一眼，院子里的两个搬运工还在墙根下蹲着抽旱烟，雨还没有下，但天色比刚才又暗了一层，远处隐约有沉闷的雷声从杨树浦方向滚过来。

“田师傅，后天丁阿四到上海之后，你照常接货。不要问他任何关于那八箱药的问题，也不要在任何人面前提起我来过这里。如果有人来找你问那天晚上的事——不管是76号的人、特高课的人、还是你上司周文彬——你都照实说。照实说两个戴眼镜和瘦高个的人拿着周文彬的调拨单来提了货。这是真话，真话最好记，也最难被挑出毛病。”

田贵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又忍住了。他低着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抬起眼用一种很实在的语气说：“阿诚先生，我跟您说句实在话。我田贵在调配科干了十几年，经手的货没有十万件也有八万件，账面上的事我眼睛一瞄就知道哪里不对劲。但这些年我从来不问——不是不想知道，是不敢知道。76号那帮人个个手里都有枪，特高课更是杀人不眨眼，我们这些做苦力的多问一句说不定明天就横尸在虬江路上了。这次的事您不来找我我心里也清楚——迟早会有人找上门。今天来的是您，我还能坐在椅子上说话；要是明天来的是特高课的人，恐怕我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了。”

他的话没有说完，但明诚听得出他话里的意思。田贵是在担心自己的安全。他知道的事情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刚好够一个被灭口的门槛。如果周文彬或者周文彬背后的人发现特高课在查这条线，第一个要被堵嘴的就是田贵。而田贵没有靠山，没有背景，一个在调配科熬了十几年的老职员，死了都不会有人替他喊冤。

“你的安全暂时不会有问题。”明诚说，“钱守义现在在刘主任那边，特高课的注意力会先集中在虹口仓库的入库记录上，等他们查到中转站还要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经济司会以内部核查的名义把太仓线的全部档案封存——包括中转站的出入库记录。档案一旦封存，任何人想要调阅都必须经过明先生的签字。周文彬没有权限单独接触这些资料，也就没有理由来动你。”

田贵听完之后脸上的紧绷稍微松了一点。他把烟盒里最后一根烟抽出来叼上，点上火，吸了一口。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在他那张被风吹日晒磨得粗糙的脸上盘旋了一会儿，然后被窗口吹进来的风撕散了。

“还有一件事。”明诚站在门口，回头看了田贵一眼，“丁阿四后天到上海之后，他卸完货你要做一件事。把他常熟的地址——不是货运站登记的那个假地址，是他真正住的地方——问出来。他在上海有没有固定的落脚点也问出来。如果他不肯说，你就告诉他，有人想知道那天晚上太仓到上海的公路上一共停了几次车。你把这句原话告诉他，他会说的。”

田贵把烟从嘴里拿下来，看了明诚一眼，然后点了点头。他没有问明诚要这个地址做什么，也没有问为什么不直接找76号的人去抓丁阿四。他在调配科干了这么多年，知道什么该问什么不该问。他把烟头在烟灰缸里掐灭，站起来把明诚送到办公室门口。

明诚走出中转站大院的时候，第一滴雨终于从云层里砸了下来，打在院子里的红砖地面上溅起一小团灰尘。然后雨势在一瞬间就变大了，密集的雨点噼里啪啦地打在瓦楞铁皮屋顶上，打在卡车的帆布车篷上，打在那些码在墙边的木条箱上。两个搬运工慌忙跑进车棚里躲雨，明诚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室，发动了车子。雨刷在挡风玻璃上来回刮动，发出有节奏的吱嘎声。

他没有立刻开车离开。他坐在驾驶座上把田贵说的话从头到尾重新捋了一遍，找出其中的几个关键节点——第一，货在太仓装箱的时候就已经是四箱而不是十二箱，装箱单被人动了手脚；第二，封条完好但内容物不对，说明太仓集散站那边有人在装箱环节就调了包；第三，提货的两个人虽然拿着周文彬的调拨单，但他们应该不是周文彬派去的，因为周文彬那几天在南京，没有条件安排这么精细的操作；第四，丁阿四在卸货后表现异常，说明他在运输途中就已经知道这车货有问题，甚至可能参与了调包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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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这几条信息在心里排好序之后，发动车子沿着虬江路朝汉口路方向开去。雨越下越大，车窗外的世界变成了一片灰蒙蒙的模糊色块，路面上很快就积起了没过鞋底的水洼。经过横浜桥的时候他放慢了车速，透过被雨水冲刷得模糊不清的侧窗朝桥下的棚户区看了一眼。钱守义的家就在那片棚户区里，但钱守义现在已经不在那里了。他被刘主任转移到了提篮桥附近一间明楼通过明氏的关系事先安排好的空置仓库里，由童虎派了一个行动组的心腹在门口守着。

回到汉口路经济司大楼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明诚把车停好，抖掉西装上的雨水，快步上了三楼。明楼办公室的门关着，里面传来隐约的说话声。明诚在门外等了几分钟，门开了，走出来的是经济司统计科的马科长，手里拿着一份报表，脸上带着那种见完上级之后的谨慎笑容朝明诚点了点头便下楼去了。

明诚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明楼正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大雨。窗外的汉口路已经被雨水浇成了一片水光粼粼的暗灰色，马路上的行人都缩在沿街店铺的屋檐下躲雨，只有几辆黄包车还在雨里艰难地拉着客。明楼听到脚步声转过身来，脸上没有什么表情，但眼神一落在明诚身上就准确地捕捉到了他西装肩头上那片被雨淋湿的深色痕迹。

“田贵说了？”

“说了。”明诚把太仓集散站的装箱单放在桌上，然后把田贵交代的全部内容——包括那八箱货在太仓装车时就已经不翼而飞、封条完好但批号不对、周文彬的电话指示、两个提货人的体貌特征、丁阿四的反常行为——详细地复述了一遍。他的叙述条理清晰，按时间顺序把每个节点的信息都摆在了明楼面前。

明楼听完之后从窗前走回办公桌前坐下，拿起那张装箱单在灯下仔细看了看批号。SH-12-08和SH-12-11之间的差异他一看就明白了——这两批药的生产批次不同，生产日期至少相差半个月以上。装箱单上写的是较早的批号，而虹口仓库实际入库的是较晚的批号。这说明太仓集散站的装箱单是在货品装车之前就被人提前写好的，上面写的数量和批号对应的是某批根本没有运出去的货。而真正被装上车运到上海的那四箱药，是另一批完全不同的货。

“太仓集散站那边有内鬼。”明楼放下装箱单，语气很肯定，“老范虽然是集散站的负责人，但装箱这个环节不是他一个人完成的。装车的搬运工、登记装箱单的文员、贴封条的仓管——这三个环节里只要有任何一环被买通，装箱单上的数字就可以随便填。而且这八箱药在装车环节就已经被抽调出去，说明买通这些环节的人对太仓集散站的内部流程非常熟悉，知道怎么在封条不被破坏的情况下把货调包。”

“还有丁阿四。”明诚补充道，“货从太仓到上海跑了好几个小时，司机如果有心参与调包，在途中找一个偏僻路段停下来和外面的人交接货物非常容易。田贵说丁阿四卸货之后连夜赶回了常熟，没有在上海过夜。他的行为不像是无辜被利用的司机——更像是知情者或者参与者。”

明楼点了点头，把身体靠进椅背里，右手食指又开始在桌面上敲那个固定的节奏。敲到第六下的时候他停下来，拿起桌上的内线电话拨了一个号码。电话响了两声就接通了。

“刘主任，钱守义在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还好，吃了两顿饭，不怎么说话。童虎的人一直在门口守着。”刘主任在那头压低了声音，“明先生，钱守义今天下午跟我说了一件事，我觉得应该告诉您。他说那八箱药被提走的前一天，周文彬曾经单独找他吃过一顿饭，在虹口那边一家叫‘顺兴’的广东菜馆。吃饭的时候周文彬跟他说，最近太仓线上有一批特殊物资要经过虹口仓库，让他签收入库单的时候不要管实物，单子到了就直接签。周文彬还说这件事是李主任的意思，让他不要多问。钱守义当时没敢拒绝，因为他儿子在常熟货运站做事，周文彬拿他儿子的差事威胁过他。”

明楼握着听筒的手指微微收紧了。周文彬拿钱守义的儿子做人质，让他在入库单上闭着眼睛签字——这说明周文彬对这批货有问题这件事心知肚明。而周文彬说这件事是“李主任的意思”，虽然不一定真和李士群有关，但至少说明周文彬背后还有人在撑腰。那个人能指挥得动周文彬，能在太仓线上安排调包，能搞到周文彬的亲笔签名的调拨单，还能搞到没有牌照的黑色福特车——这份能量已经不是一个小小的经济司副司长能有的了。

“刘主任，钱守义的儿子现在还在常熟货运站吗？”

“钱守义说他儿子上个月就被调走了，调到了苏州河码头那边一个货运公司做事。具体是哪家他不肯说，他说怕说了之后他儿子会有危险。”